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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鹽城中學 李仁甫
提起“補課”，你是否總是把它跟畢業(yè)班聯(lián)系在一起？其實如今不只是初三、高三狂補一通了，就連基礎年級也吃起了“補藥”。在有的學校，據(jù)說這是為畢業(yè)班分憂解難，或者反過來說
，是畢業(yè)班給基礎年級“壓擔子”，———說得冠冕些，是為了做好基礎年級與畢業(yè)年級的銜接工作。
畢業(yè)班在假期以適當?shù)男问健⒃谶m當?shù)臅r間內補課，似乎是有教育主管部門“尚方寶劍”的，最起碼是有社會和家庭理解與支持的。但基礎年級就不同了，它不敢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搞，只能在規(guī)定的教學時間內操作“補課”的程序。一學期太久，“只爭朝夕”，一個個教師都被要求爭時間、趕進度，盡量壓縮“本分”內容的教學時間，然后不得不接受高年級“壓倒性的任務”。也就是說，高一或初一的教師要提前授高二或初二的章節(jié)，高二或初二的教師要提前授高三或初三的單元。打個比方，高三初三的一塊磚壓過來，基礎年級的磚不得不跟著倒下。我稱之為補課中的“多米諾效應”。
這種情形的補課，給校園帶來了另一番景象：低年級學生紛紛向高年級學生借教科書。這時，教科書往往成為緊缺物資——學校要做大做強，擴軌增班之風盛行，高年級的課本遠遠不能滿足低年級學生的需要。于是，還形成了“借書”難的局面。
美藉華人黃全愈博士在他的文章《中華民族的迷惑》中說：“我兒子礦礦在其他同班的美國小朋友還在捏著指頭學算十以內的加減法時，已會多位數(shù)乘除法了。據(jù)說，有的留學生帶著他們的孩子到美國學校注冊，經(jīng)過簡單的問話，學校說：‘你孩子的數(shù)學三五年內都夠用了，小學都不用學了……’”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令人深思的教育事實：在基礎教育階段，處在同樣的年齡，中國孩子的文化層次早已領先人家兩三個年級了。
如果再把中國學校補課的“多米諾效應”考慮進去，中國孩子實際的“文化層次”卻還要高半個年級呢！難怪不少國人會經(jīng)常自豪地說：中國的基礎教育在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
可是我要問：如此這樣的中國孩子，他們的實際水平、工作能力又何如呢？我想，就像GDP再高，最后總要回到老百姓的飯碗看問題一樣，中國孩子的“級”別再高，也還是要看他們在建設生活、回報社會的過程中有多大后勁和潛力，特別是要看他們在人類重大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明中有多大的作為和貢獻，看他們能否為中國填補“諾貝爾獎”的空白。
這樣一看，我們便會思考，是不是可以考慮可以降低中國孩子“級”別的時候了？降“級”，實際上就是降教科書的深度、偏度、難度，就是把中國孩子的文化基礎放到跟西方孩子同一層次上，就是讓孩子同樣擁有自由幻想、盡情發(fā)展和大膽延伸的空間。倘使他們整天面對的仍然是深、偏、難的課本，那么，補課的“多米諾效應”，恐怕永遠不會改變。
特約編輯：張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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