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在北京大學第七屆“光華新年論壇”上，經濟學教授厲以寧談到如下觀點：中國的發(fā)展，需要中產者隊伍的壯大；而中產者隊伍的壯大，主要應該依靠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不是靠實行高稅收，把富人降為中產者。（《華夏時報》12月27日報道）
說實在話，筆者只贊同厲教授觀點的前半部分。中國
的發(fā)展，確實需要中產者隊伍的壯大。而中產者的壯大，也確實需要逐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讓他們變成中產階級。但是，厲教授對“實行高稅收，會把富人降為中產階層”耿耿于懷，卻讓人覺得不僅有些以偏概全，而且有些敏感得令人不可思議。
盡管近日有消息說，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要調高。但是什么時候調、起征點是多少，尚無定論。筆者以為，此項政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對富人的財富產生影響，決不是概念推論那么簡單。中國的發(fā)展，更不是“富人的積極或消極”這一個因素在起作用。厲教授的觀點，起碼在以下方面值得商榷。
第一，稅收的根本意義并不是“均貧富”。稅收的根本意義是什么？是公民向國家應盡的財政義務，而決不是僅僅“殺”誰“濟”誰。即使有“均貧富”的功能，充其量也是“副產品”。如果按照厲教授的觀點，要讓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水平，以盡快達到中產階級水平，因此不可能納稅過多；而對富人，又不能“通過累進稅率讓他們變窮”，那么稅收責任到底由誰來盡呢？從能力來說，富人為社會多盡一些納稅義務，難道有什么不應該嗎？
第二，由于市場經濟對效率的追求，財富在不同人之間分配的不平衡幾乎是一種必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來就應該著力解決這一問題，共同富裕才是這一體制的優(yōu)越之處。如何解決？除了通過政策資源分配的手，顯然沒有別的辦法。稅收，尤其是所得稅，正是進行收入再分配的一種有效手段。而我國現(xiàn)行稅制結構多年來一直是以流轉稅為主體，所得稅收入比重極低，弱化了所得稅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功能。因此，通過稅制改革，強化調節(jié)收入的功能，決非是在走“均貧富”的老路。而是在容忍一定程度差距的基礎上，防止差距的過分拉大，以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第三，厲教授擔憂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問題，政府只能通過宏觀政策來體現(xiàn)，效果應該全面、客觀地認識。從實現(xiàn)農民增收和農業(yè)增產、取消農業(yè)稅、建立健全衛(wèi)生體系、清欠農民工工資、加強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教育，到促進城鎮(zhèn)就業(yè)和下崗再就業(yè)，這些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明確政策，無不著眼于“平衡”，著眼于“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
即將推出的所得稅改革，其累進稅率的具體標準尚無定論，遺產稅近期開征又絕無可能。在政策沒有最終出臺的情況下，先急著為富人的錢包擔心，這樣的“富人情結”要不得。
馬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