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市區(qū)城郊交界處，東城高干隊員提出想為這家發(fā)廊做一次艾滋病防疫教育，一名女孩躲在衛(wèi)生間旁邊的簾布后面，低著頭用長發(fā)遮住自己的臉。

    知識很缺乏，套套很搶手

    “大家知道艾滋病可以通過什么途徑傳播嗎？”7日晚上7時，張兵和數名高干隊員來到東莞市區(qū)一家沐足閣進行集中培訓，主講的鐘醫(yī)生一開始便向臺下50多名技師發(fā)問?！敖游恰薄ⅰ白鰫邸?、“撫摸”……臺下給出了各種各樣

    鐘醫(yī)生隨后向他們講解艾滋病的臨床表現、預防感染艾滋病毒的具體措施等防艾知識。其間一些技師提出的問題讓人啼笑皆非：“聽說用牙膏可以避孕，是不是真的啊”、“有人說貼風濕藥膏也可以避孕，有這回事嗎”……鐘醫(yī)生在課后向南都記者說：“有很多女孩子的性知識很缺乏，一些常識性的問題都搞不清楚，所以說對這個人群的干預的確是十分必要的?！?/p>

    在鐘醫(yī)生講課期間，部分技師在專心聽講，或者在仔細翻閱“高干隊”下發(fā)的防艾知識宣傳資料，但也有不少技師在忙著化妝，或者伏案休息。而當“高干隊”隊員向他們發(fā)安全套的時候，他們紛紛活躍起來，一邊害羞地掩面而笑，一邊伸手接過安全套，有些膽大的技師甚至對高干隊員說：“多給我兩個嘛?！苯?00只安全套在數分鐘內被悉數搶光。張兵對南都記者說：“他們肯接受安全套，這點我們是很高興的，起碼他們知道這個是可以預防艾滋病的。這類培訓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專心聽講，但卻很實在地傳輸了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p>

    相對酒店桑拿部和色情發(fā)廊，處于高危場所中危險性中等程度的沐足閣則是如今高干隊唯一有所突破的口子。張兵說：“我們在此類場所有所突破，其中一個原因是以前他們需要衛(wèi)生部門為其辦理衛(wèi)生許可證。但現在這部分的許可歸屬工商部門了，而且掃黃風聲很緊，跟他們做干預也不像以前那么順利了。”

    在2008至2009年，張兵及其同事共為其轄區(qū)內的十多家沐足閣進行集中培訓，而在今年，直至前天，他們才對以上這家沐足閣的技師進行了不到一個小時的防艾培訓。在6日、7日兩天，南都記者跟隨張兵走訪了5家沐足閣，聯(lián)系集中培訓事宜。其中4家均表示要與老板商量改天再聯(lián)系，后來則無下文。最后這家經營多年的沐足閣老板因為與張兵關系不錯，才答應讓他們進行40分鐘的集中培訓。

    衛(wèi)生局來完，公安局會來嗎？

    在東莞其他鎮(zhèn)街，“高干隊”隊員普遍跟張兵一樣，有著同樣煩惱和類似經歷?！拔覀儼俜种僦С终畳唿S，也理解這些經營者的苦衷，只是現實狀況也的確讓我們壓力很大?，F在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啟動之后，對暗娼的干預有著明確的量化要求，走不進去這些高危場所，也就意味著完不成任務?！蹦虫?zhèn)街“高干隊”的一名隊員說。今年4月底，東莞啟動了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該項目的總目標是“擴大東莞市艾滋病預防、治療和關懷服務，促進高危人群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對艾滋病綜合防治服務的全面普及”。其中明確要求，要對一定數量的暗娼進行干預，也就是進行防艾知識及行為的普及。

    對于為何如此抗拒“高干隊”，南都記者采訪了數家酒店與沐足閣的經營者，他們普遍顧忌，“高干隊”的培訓會招來公安部門的掃蕩。某酒店的一名部長說：“他們都是政府部門的，之間肯定會有交流的，說不定今天衛(wèi)生局來了，可能明天公安局就來了呢。就算不會招來公安，這也占用我們的時間啊。反正這種培訓又不是必須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绷碛幸婚g沐足閣的老板也說：“老實說，現在還有哪個女孩子不懂這些基本的知識啊，根本沒有必要培訓，更重要的是，讓他們來培訓，不是說明我們這里有那種服務嗎？”

    雖然“高干隊”和公安之間都是獨立工作的，衛(wèi)生部門也是嚴格遵守保密原則，但有時也會有些巧合事件讓誤會加深。某鎮(zhèn)街醫(yī)院防疫科的負責人對南都記者說：“我們曾經說服過幾家發(fā)廊，給里面的暗娼成功進行了干預。誰知幾天之后，發(fā)廊被當地警方掃了，其中一名老板就發(fā)短信來責怪我們，說是我們給公安通風報信。自那次之后，我們再也進不去那些場所了?！?/p>

    防艾干預被指“默許嫖娼合法化”

    “高干隊”舉步維艱，其阻力除了來自高危場所經營者的自身顧慮之外，更多的是來自社會公眾對防艾工作的誤讀。今年4月，東莞啟動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其中有一個工作目標是，東莞暗娼商業(yè)性行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須達到82%。南方都市報在5月中旬對此進行了報道，引起了網上的強烈反響，無數網民對此加以指責，普遍稱東莞提高暗娼戴套率實際上是“默許嫖娼合法化”。

    實際上，早在2001年，國務院各部門就已達成共識，安全套不能作為嫖妓的罪證，在性服務工作者人群中推廣安全套與掃黃并不矛盾。2006年1月，國務院頒布的《艾滋病防治條例》中明確規(guī)定，各級政府、相關部門要“對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險行為的人群進行行為干預”。國家衛(wèi)生部也多次強調，在性服務工作者人群中推廣使用安全套，并非默許或鼓勵嫖娼行為。

    除東莞外，全國各地的衛(wèi)生部門也都在致力于對暗娼，即性服務工作者的防艾干預工作，其中提高該人群的安全套使用率成為重要指標。直至去年底，東莞的艾滋病感染者中，通過性傳播感染的就超過了總數的50%。東莞市疾控中心曾做過一次調查，發(fā)現東莞性服務工作者每次性行為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不足兩成。

    防艾觀念的道德化傾向

    高危人群干預工作所要面對的阻力，還有東莞一些鎮(zhèn)街政府、社區(qū)管理層因不敢正視暗娼問題，而對高干工作產生抵觸情緒，“直至目前，仍有一些干部認為進行高危人群干預也就是承認自己轄區(qū)內存在性服務工作者”。

    2007年東莞市首次將艾滋病防制政策及知識講座納入市委黨校對領導干部的培訓內容。而在今年1月《熱帶醫(yī)學雜志》上刊登的一篇《東莞市基層領導干部艾滋病知識調查分析》論文中則指出，“東莞市基層領導干部艾滋病知識掌握程度較高，但某些領導干部防治態(tài)度和意識比較保守”。

    該論文由東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兩名專家撰寫，其調查對象是2007年參加東莞市黨校學習的學員，各學員均為東莞市各個鎮(zhèn)(街)的領導干部，共計219人。調查結果顯示，仍有一部分領導干部對艾滋病毒感染者存在著一定的漠視和歧視，“體現在對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看法、采取的管理方法、什么樣的人感染艾滋病等問題的回答上存在著道德化傾向，主張剝奪和限制病人的工作生活權利等等”。例如其中有11 .9%受訪者建議成立一個艾滋病村，集中居住和管理，8 .7%主張公布感染者的個人信息，防止別人被其感染。如果自己所處單位有人感染艾滋病，16 .9%要求其以辭工、病退或內退等方式離開單位，16 .4%認為公布其感染情況，并建議全單位進行一次健康篩查。如果朋友或鄰居感染艾滋病，18 .7%逐漸疏遠他，盡量減少來往，0 .9%決定斷絕一切交往。

    在該論文的結論部分如此寫道：“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對H IV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視，這對遏制A ID S蔓延非常不利，而領導干部的歧視造成的社會影響更大。他們是政策的制定、落實者，是掌握權力和資源的人，他們的歧視將會對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帶來巨大的阻力。”當被問及目前防艾工作的最大難題，東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夏憲照對南都記者說：“防艾的最大障礙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視！”

    記者手記

    期待一天，高干隊員抬起頭

    在“暗娼”成為政府部門不愿過多提及的敏感詞之后，與之相關的人也不愿走進公眾視野，包括一直致力于為這個弱勢群體提供艾防服務、為社會構建安全屏障的高干隊員。他們如今依然無法超脫世俗眼光，在公眾面前坦陳自己的工作。他們獨自承受著政府掃黃的政治訴求和公眾道德化誤讀的雙重壓力，在暗淡的霓虹燈光中忙碌穿梭，在各類備受歧視的弱勢群體面前耐心傳道。

    在所有人都諱疾忌醫(yī)時，醫(yī)生的價值則無從談起。只有當全社會都正視自身存在的“暗娼”問題，才能真正重視高干隊員的存在價值。我們期待有這么一天，“高干隊”隊員能有抬起頭來的勇氣。

    “高干隊”成立

    2007年11月份，東莞市政府出臺《東莞市艾滋病高危干預工作實施方案》，要求公安、衛(wèi)生、婦聯(lián)、工會聯(lián)合組建隊伍，對艾滋病高危行為進行干預。隨后，東莞市及各鎮(zhèn)街的艾滋病高危行為干預工作隊相繼成立，性工作者、大型建筑工地和流動人口居住地區(qū)的外來務工人員等艾滋病的易感人群成為干預工作的重點目標人群。

    從去年起，男男同性戀者人群納入高干隊的目標人群之列，高干隊聯(lián)合各類民間組織逐步大力開展對該人群的行為干預。在今年4月份，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在東莞啟動，其中大部分干預任務由“高干隊”承擔。

    酒店經營者的顧忌：

    他們都是政府部門的，之間肯定會有交流的，說不定今天衛(wèi)生局來了，可能明天公安局就來了呢。就算不會招來公安，這也占用我們的時間啊。反正這種培訓又不是必須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 某酒店一名部長

    老實說，現在還有哪個女孩子不懂這些基本的知識啊，根本沒有必要培訓，更重要的是，讓他們來培訓，不是說明我們這里有那種服務嗎？

    ———一間沐足閣的老板

    她們性知識的缺乏：

    聽說用牙膏可以避孕，是不是真的啊？

    有人說貼風濕藥膏也可以避孕，有這回事嗎？

    ———防艾知識講座上，沐足閣技師們如此發(fā)問。

    高干隊員們的郁悶：

    我們曾經說服過幾家發(fā)廊，給里面的暗娼成功進行了干預。誰知幾天之后，發(fā)廊被當地警方掃了，其中一名老板就發(fā)短信來責怪我們，說是我們給公安通風報信。自那次之后，我們再也進不去那些場所了。

    ——— 某鎮(zhèn)街醫(yī)院防疫科的負責人

    防艾的最大障礙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視！

    ———東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夏憲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