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30日，身著警察服裝的中國陸海軍進駐青島，接管青島防務，在山東路（今中山路）太古洋行設立臨時警察廳，分駐青島區(qū)、臺東鎮(zhèn)及李村區(qū)。

    日本急需借擺脫山東問題的羈絆以緩和國際關系危機，也是青島得以回歸的一個原因。面對一戰(zhàn)后日本難以獨占中國的國際形勢，為避免與列強發(fā)生尖銳對立，國力不足的日本主動妥善處理一些敏感問題，放棄一些次要利益，以求協(xié)調與美、英等列強的關系，改善本國的國際環(huán)境，從而保住在一戰(zhàn)中獲取的主要利益。維護東北等地勢力范圍是日本的核心利益，拋棄青島本來就是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目標的既定方針，在逼迫中國直接談判交還青島已不可能的背景下，日本借華盛頓會議之機順水推舟，適度妥協(xié)，以“國際協(xié)調”為名拋棄已“殘骸化”的青島，在不完全退出的前提下放棄了在山東的部分權利，也避免了國際社會在東北等核心利益問題上對日本施壓。即使如此，日本國內一部分人仍難以接受，聲稱日本做出了單方面讓步，是“屈辱”的外交，為日本重新侵占山東大造輿論。因此，交還青島只是暫時解決了山東問題，日本卷土重來的危機沒有得到根除。

    中國收回青島這一歷史事件帶有明顯的不徹底性。國際力量沒有根本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中國政府無力根除日本在華的侵略惡果，為未來國際社會留下嚴重的后果，這一教訓值得注意。華盛頓會議召開期間的1921年11月26日，裕仁以皇太子身份奉命攝政。擔綱之初便不得不被迫交還青島，極大地刺激了這位未來的日本天皇。裕仁在24年后向近臣談及日本發(fā)動“大東亞戰(zhàn)爭”的起因時，仍心有余憤地說：“究其原因，是已潛伏于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和平條約的內容之中”，“強迫歸還青島”，“足夠激怒日本國民”。這表明，在裕仁心目中一直存在奪回日本在中國失去非分權益的欲望，這對日本未來繼續(xù)走向侵略的不歸路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裕仁成為昭和天皇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以阻止北伐為名，“圣斷”日本軍部出兵山東的奏議，再次選擇了武裝干涉中國內政的侵略路線，使日本逐步走向全面侵華戰(zhàn)爭和太平洋戰(zhàn)爭，最終遭到可恥的失敗。（楊來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