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不僅存在嚴重的剽竊現象，在評獎方面也是烏煙瘴氣。裙帶關系，受賄送禮，近水樓臺先得月，評獎的學術委員會主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自己的著作評頭獎……這一切使中國學術界在全世界面前黯然失色。楊玉圣指出了學術界存在的這些問題，但如何解決呢？專家學者各有自己的看法。
評獎：裁判員下場踢球
除了剽竊外，評獎和立項（爭取研究課題立項）中的腐敗也為廣大學人痛恨。尤其是評獎，各種順口溜在人們口中傳，如：“評獎就是評委分贓，你給我，我評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來裝門面�！�
去年，武漢大學哲學系鄧曉芒、趙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陳湖北省哲學（1994－1998）優(yōu)秀成果評獎中的腐敗現象，“在這次評獎過程中，評獎主持人和個別評委利用職權，在哲學社會學組把一場嚴肅的評獎活動變成了一場一手遮天、結黨營私、瓜分利益的丑劇，在湖北省哲學界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從評審的結果來看，評委們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彼此關照、利益均沾、互投關系票，已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湖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的哲學一等獎正如湖北省哲學評獎組長一職一樣，歷來都是×××的專利。在上一屆的評選中，他的一篇反‘和平演變’的輔導報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黨的事業(yè)》獲得哲學一等獎，當時他是哲學評獎組的組長。在本屆評獎中，他獲得一等獎的是一篇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情況的講演詞《中國當代哲學回顧與展望》……”
楊玉圣對記者說：“其實，三位教授在這里指出的不過是學術腐敗冰山之一角，試想現在的學術評獎中，哪一省，哪一部門，哪一類獎項又不存在諸如此類‘自評自’，‘裁判員下場踢球’的惡心現象。”記者在反學術腐敗的另一主力網，中華讀書網上看到安徽某教授寫道：
“筆者有幸多次擔任所謂評委，對評獎內幕略知一二，首先評上較高等級獎項的一般都是這些專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們的熟人、朋友、同學或自己的學生、老師、上級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殘羹剩飯。這些評委的評獎方法不是認真閱讀原著，也沒有時間去閱讀堆積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據作者本人所填內容胡亂打分。這種方法評出的成果多為平庸之作，少有創(chuàng)新之作，還有許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尚Φ氖窃u獎結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資，擴大房子，安排孩子……”
有鑒于此，已有不少學者呼吁“學術評獎應當緩行！”比如《史學月刊》副主編李振宏教授呼吁，“中國當代的學術心理需要凈化，各種公私獎項可以休矣……任何一次評獎，對于權力和權威、對于那些傳統(tǒng)的評委都是有意義的，而對于學術的發(fā)展，除了敗壞其聲譽、玷污其圣潔之外，誰還看到了另一方面的價值或意義？哪一次評獎曾激勵過學者們的心靈？哪一次哪怕是再重大的學術成果獎真正調動過學術研究的熱情？
立項：沒生孩子先要營養(yǎng)費
與評獎的腐敗很類似的是申報課題，爭立項目，陜西師范大學教授一丁說：“就像一個女人還沒生小孩就申請營養(yǎng)費一樣，說我生的小孩將來要當國家主席，或者將來智力可賽過楊振寧……然后叫評委打分，根據吹牛程度，發(fā)放不同數量的營養(yǎng)費。聽起來荒唐可笑，而我們每年申報選題和經費確實是干著這種荒唐可笑的事。而且在當前這種學術道德敗壞的情況下，不少申報的人把自己的選題暴露在評委面前而被竊取。有的為了爭到項目和經費而找門路、送禮品，更加敗壞了學術空氣。學術史表明，真理開始往往在少數人或個別人手里，如果一個創(chuàng)新課題未出世就被同行專家認可，它還有什么創(chuàng)新可言？”
楊玉圣說：“基本上每一個系、所為爭一個重點工程、重點系科，以便得到政府部門的資金傾斜，都費盡心思，于是造假、送禮、走關系……無所不用，名曰‘釣魚工程’。每年到學術評審、項目評定時，一些管學術的政府部門前就門庭若市，每個學校都派人到北京來運作，為自己學校爭項目爭資金。過去是送禮，現在是送錢。嚴打后，有的不敢收錢，就送數萬元的筆記本電腦，美其名曰是讓審官們看材料方便。”
因而學者劉大生在《社會科學論壇》上寫道：“有項目的學者是個寶，沒項目的學者是棵草。高學位、高職稱是得到政府項目的前提條件，關系、門子是必要條件，舍得花錢是重要條件，選題四平八穩(wěn)是根本條件。”
學術腐敗成因種種
這么嚴重的學術腐敗，何以造成？眾說紛紜。
楊玉圣認為，官本位取向是學術腐敗最大原因：“三四十年代大師輩出，百家爭鳴。主要因為那時學術沒有各種官本位思想的干擾。而現在學術腐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沒有專注于學術，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學術之外，關注行政上的官職，有的系有官職的差不多要占一半強。以我們系為例，35個能干活的，85％是各種不同的當官的，他們要上傳下達，要減免工作量，還有各種津貼優(yōu)惠。總之，各種獎勵和評職稱政策都鼓勵你做官，哪怕是雞毛蒜皮的小官，這與三四十年代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與國外大學經常是一個正校長一個副校長、一個系就一個兼職主任一個秘書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學者們也注意到中國知識分子太聰明了，嫻熟于人情世故，少有出于公心為公益事業(yè)服務的人，“我們缺少基本的倫理操守，一言一行一點都不比庸常市民高”。
怕，也是許多學者都提到的，學者們怕很多東西，怕會失寵于強權，怕得罪學術機構，怕眾叛親離開罪于師友同行，怕遭到學生報復（看破學生論文造假也不敢吭聲）因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許多學者羨慕他們自己在國外所經歷的：“大家都有一種責任感，非得把做假的打下去而后快。我在美國做博士時，曾經發(fā)生過這么一件事，一個博士做假，發(fā)現后，大家像打過街老鼠一樣，不僅那個博士被打下去了，還連累那個沒干系的校長也當不成了�！薄懊绹藢W術剽竊的懲罰是十分嚴厲的，而學生時時刻刻都接受著知識產權意識的熏陶，即使是上課發(fā)言和寫作業(yè)，也要把別人的成果一一說明。而我們這里這種意識是非常薄弱的，我在上大學時，從沒有見哪個老師要求我們回答問題時采用別人的觀點必須說出出處的。所以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培養(yǎng)若等到學生做完畢業(yè)論文時才去強調，恐怕已經晚了�！�
沒有信仰，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沒有邏輯的一貫性，也被認為是學術腐敗的肇因之一。
呼喚犧牲和自律精神
對于救治，南京師范大學劉士林教授最推崇一種犧牲精神：“宗白華先生曾十分動情地說，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學者的態(tài)度，最敬仰的是歐洲中古學者的精神，前者是‘絕對服從真理，猛烈地犧牲成見’，后者是‘寧愿犧牲生命，不愿犧牲真理’”作為對比，劉士林說：“我們學術的第一原則正可以說是‘猛烈地犧牲真理，絕對服從利害’……這只能歸因于實用主義真理觀對中國學術環(huán)境劇烈污染，以及由此引發(fā)的中國學者人心在世紀末的急劇退化……如再現實地追究其原因，這種甚囂塵上的實用主義的真理觀和功利主義的學術風氣，也可以說主要是由當代學術體制一手造成的。例如從這個體制中生產出來或走向完善的諸如核心期刊、職稱評定、社科獎勵和項目資助等。由于它們從體制上把更多非學術的實用主義原則凌駕在知識生產系統(tǒng)之上……”
一些學者認為學術界很難獨立于社會大環(huán)境而獨自清潔，因而不同意“教育腐敗和學術腐敗是最大的腐敗”的說法。
對這種說法，有人不贊同，著名學者陳平原說：“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領域，都存在著‘假冒偽劣’———這話沒錯，但不應當成為中國學界自我開脫的理由。因為一般人眼中的‘大學教授’，知書達理，清高廉潔，其人格與操守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的楷模�！标惼皆J為“學為政本”，即學術界應該是道德的最后底線，而不能解釋為學術腐敗起因于官場腐敗。方舟子也認為國內有一種寬容學術腐敗者、刁難揭露者的風氣，這比腐敗本身更可怕。他在網上和他的書中說：“國內有一位有點名氣的學者就親口對我說：官場都有腐敗，學術界能好到哪里去，你為什么不能對學術界寬容
一些？更有人干脆指責說：你有能耐去抓貪官污吏呀，跟大學老師過不去算什么本事呢？這就好比說，如果有人放了火，趁火打劫理所當然；而如果你沒有能耐去抓縱火者，就不應該去抓趁火打劫者。學界竟有這樣的輿論，當然是趁火打劫者到處可見�！�
